工具、操作性与对话
技术的体系化和人的专业化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系化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运作方式越来越自动化，逐渐演化成为人类的生存背景，潜移默化地支配人的思想和言说；另一方面，专业化的人越来越难以认识复杂的技术体系，思考问题越来越单向度，容易陷入到工具理性当中，只聚焦于手上的事情和现成的目标，逐渐失去了谈事情的能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认操作性思维与操作性话语的意义，而在于对操作性及其所伴随的控制意向性有所自觉，意识到可拒绝性的必要性，从而学会把分歧看作对话的机会。
01. 技术的体系化与人的专业化
技术的体系化其实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构架现象，这种构架现象起源于用具的指引关联。
在过去，技术组合是简单的，容易得到整体的把握，比如我们手里拿着锤子，就会想着要砸钉子，钉子用来钉木板，木板用来修房子，房子用来遮风避雨。锤子、钉子、木板之间相互指引，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技术组合，这个技术组合指向了修房子这样一个目标，而修房子又指向了遮风避雨这样一个目的。房子作为目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遮风避雨作为目的，属于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希冀。
村庄的人不仅修筑房子，而且也修筑墓地、神像与圣祠，无论哪个文明，在其起源之际，祭祀活动都是最高级的活动。神明关涉了居民对共同人格的认识，神性反映的是居民对人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在起源之际，其实尚未陷入善/恶、好/坏的二元论，而是关涉了创造、爱、死亡、存在、命运、光、探索、技术、勇气、坚持、利他、守护等永恒的主题。比如我们所熟悉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神农氏尝百草，比如德尔法神庙供奉的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奥尼索斯，比如凯尔特文明中的马特瑞斯、科尔努诺斯、苏克鲁斯和塔拉尼斯。就像神性反映了古人对人性的认识一样，神的聚会与神的活动也反映了古人对公共生活的认识。
祭祀活动使用的是仪器，而不是工具。仪器与工具的区别在于，工具指向的是具体的对象，即可操作之物，而仪器指向的是神圣性本身。神圣性源于公共生活，同时也是公共生活最原初的目的。祭祀活动属于一类公共生活，就和后来的乐队演出、科学仪器的公开展示一样。事实上，在英国，instrument既有乐器的含义，又有仪器的含义，而无论是演奏悦耳音符的竖琴，还是伽利略观看月球所用到的望远镜，都指向了神圣性，前者指向的是关于心灵秩序的神圣知识，后者虽然已经出现了工具化的趋势，但仍然指向了关于周遭世界的神圣知识。
伴随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工业文明的发展，资本增殖的目标与效率意识形成了谐振，劳动分工与流水线生产模式诞生并演化，技术变得越来越体系化。在流水线上，工人只需要关注手里的螺丝是否符合预先设定的标准，而不能加入任何自己的创造，否则生产的配件就不合格。于是，各行各业都逐渐接受了亚当·斯密关于的劳动分工的精彩论证，朝向专业化的方向进军，有形的流水线与无形的流水线同步发展。在工业文明的任何领域当中，关于标准的话语都成为了最重要的话语，标准作为生产最后阶段的评价，在生产的最初阶段就起到了指挥棒的作用。整个社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工厂，整个文明逐渐变成了一个芒福德所说的巨机器，或者说蜂巢。
对于工厂里的工人来说，在他拧螺丝的时候，并不需要关心这颗螺丝最后是用于制造公交车、坦克、飞机还是原子弹，他只需要做好手里的事情就可以了，而无需询问生产目标，更无需追问更高的目的。专业化的人也是如此。
其实，在工业文明当中，更高的目的已经被技术体系消解了。资本增殖的需求繁衍出了消费主义话语，消费主义话语把落脚点放在了消费这样一个可以得到量化的操作上面，对消费的描述勾勒了生产的方向，为了消费而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于是，整个社会就进入了阿伦特在上个世纪60年代所预言的消费社会，社会的运作就是“生产—消费”的循环在技术体系当中不断地上演，在消费社会当中，每个人都成了“劳动—消费”动物，挣钱就是为了消费，上班就是为了不上班，但与此同时，由于技术体系变得过于复杂，变得让人们难以认识，难以从全局加以把握，人们就逐渐丧失了关于公共生活的愿景，丧失了畅谈理想的能力，闲下来了之后的人没有能力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只能通过各种娱乐活动打发时间。
由于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所以即便不愿意，大家也无法轻易就看到有意义的事情，而只能按部就班地遵循技术自身的逻辑而生活，为了维持技术体系的运作而生活，逐渐形成了越来越稳定的规则，这种规则的稳定性又进一步阻止大家做事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想谈论任何公共事务都会受到双重的阻碍：一方面来自个体认识的有限性，每个人都很忙，没有时间读书，也就越来越难以从全局来认识自身的处境；另一方面来自集体观念的束缚，大家形成了许多共识，这些共识根植于传统观念在技术环境中的沉淀，无比地牢固，无意识地排斥一切具有创造性的观点和活动，就像道格拉斯所说：“所有在我出生之前发明出来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所有在我15–35岁之间发明的东西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所有在我35岁之后的发明都是反人类的。”
02. 工具、操作性与控制意向性
在《生境与希望》一文中，我论证了：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其实是公共生活的消解，说白了就是大家虽然仍然可以聚在一起，却丧失了谈事情的能力。之所以会如此，根源还是在于，我们对工具所保存的操作性缺少自觉，不断被技术环境提供的操作性话语所影响，逐渐形成了非常坚固的操作性思维，沉淀了厚重的控制意向性。
操作性话语的结构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什么去做什么”，比如用锤子砸钉子，用笔写字，用钱买东西。需要注意的地方在于，“用”后的宾语是“什么”，而不是“谁”。操作性思维由操作性话语形塑，生发出了关于控制的意向性。所谓控制的意向性，就是“让什么在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和“不要让什么超出了掌控范围之外”，比如，不要让锤子砸到脚，不要把墨汁蘸到手上，不要让自己没钱买东西。
操作性话语的溢出源于“谁”与“什么”的混淆，比如我们常说的“管理者要学会用人”，就是这种混淆的典型体现：这个人擅长交流，就用他去谈生意；用这个人去采购物资；用这个人去当司机……如果这个人听话，我们就说他好用，如果这个人不听话，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服管，需要教育。这都是控制意向性的体现。
即便如此，这也不是坏事，因为在现代技术体系当中，成为工具之链的一环、完成规定动作原本就是每个人的宿命。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宿命应当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一天拿出固定的时间，比如8小时，完成规定动作，就足够了，剩下的时间可以是这个人自由生长的时间，可以是这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时间，可以是这个人在公共领域自由言说的时间。
可是，就像阿伦特所说，“劳动—消费”动物并不会自动变成公共领域的言说者和行动者。比如，我之前在分析乡村赌博问题时，就提出了：从赌博泛滥成风的现象可以看出，当地村民并不是没有空闲时间，而是不懂得如何享用闲暇，他们几乎遗忘了对名声的追寻。
之所以如此，根源还是大家的思想没有解放，仍然被操作性话语操控，仍然按照操作性思维想问题，总想着要做些“有用”的事情，而所谓的“有用”，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其实就是挣钱。
金钱没有上限，但存在自激励机制。当大家都讨论着挣钱时，就会形成逐利的风气，与挣钱有关的话语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挣钱的诉求，促使人以挣钱为目标想事情，那么难以挣钱的事情就难以得到讨论，比如读书。而人们不读书，视野就更加局限在挣钱之上，看不到广阔的世界及其悠久的历史，也就更加不可能从全局认识自身的处境。无法从全局认识自身的处境，也就更加意识不到读书的意义和必要性，就更加沉沦在挣钱和消费的循环当中。而且，伴随挣钱成为主流话语，一切与挣钱关系不大的事情不但无法得到重视，反而会被排斥，或者说无视。
这是一个具备多重啮合结构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让操作性彻底压倒了神圣性，大家都用操作性思维认识自己，也用操作性思维认识他人，想的事情不是“我要做什么”，就是“我要和谁一起做什么”，或者“让谁帮我做什么”，比如：我要上网、我要学习、我要考研、我要考公、我要找工作、我要买房子、我要结婚；我们一起打球、我们一起看电影、我们一起玩桌游；请室友帮我取快递、请同事帮我做一个表格、请领导签字……这些事情我们早已习惯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我们会觉得，如果不这么想问题才奇怪。但问题在于，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技术环境早已给我们安排好的事情，并不涉及对技术环境的反思，也不涉及对社会秩序的探索和完善。
表面来看，我们仍然在做事情，我们仍然能够聚在一起，但事实上，我们早已失去了谈事情的能力，早已遗忘了对神圣性的追寻乃是公共生活的原初目的。举个例子，给哥们说“我们一起打球吧”会被看作是正常的，而如果说“我们一起追寻篮球梦”、“我们一起追寻更高妙的运球技艺”、“我们一起通过打球来领悟身心的奥秘，追寻更高的生命境界”，则会被看作奇怪，让哥们不适应。这些原本可以得到公开讨论的事情只能默默放在心底，最多以默契的方式存在，或是在最私密的场合得到谈论。
说的极端一些，就是受操作性思维支配，我们把自己看作工具，也把身边的人看作工具，无意识地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施加控制，无意识地拒绝更加敞开的对话，无意识地拒绝追寻更高的目的，而我们对这件事情甚至尚未产生足够的自觉。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理想时代。
03. 分歧作为对话的机会
一提到控制，我们往往会感到不适，这本身恰恰说明了我们对操作性所蕴含的控制意向性有所自觉，也说明了我们的天性是渴望自由。
但事实上，控制带来的约束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使得自由得以可能的前提，按照胡翌霖的说法，约束就好比游泳池中的水，在游泳时给我们施加阻力，但没了水我们就根本无法游泳。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约束的存在，而在于必然存在也必须存在的约束是否能够得到协商。
举个例子，“我们一起打球吧”作为操作性话语，其实就蕴含了一种控制意向性，但这样的话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激发我们的反感，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句话被我们看作“邀请”，而不是“命令”。如果我们想要打球，那么就说“走！”，如果我们不想打球，说“我现在还有些事，明天吧”就能够拒绝，并在拒绝的同时发出新的邀请。
邀请与命令的区别就在于，邀请具有可拒绝性，而且我们能够预期到自己的拒绝并不会让朋友感到不适。
个别父母会经常抱怨，让孩子洗个碗都不愿意，这其实就是缺乏对“可拒绝性”的认识。其实，许多孩子不愿意洗碗，他们并不是在拒绝洗碗这件事情，而是在提示父母“可拒绝性”的必要性。因为在消费社会当中，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往往并不仅仅是帮忙洗碗，还包括了学业进步、考上好大学、找工作、买房、结婚、生孩子……可怕的是，许多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期望的重量，而是把这些期望看成理所当然、不容拒绝的事情，对自己的控制意向性没有丝毫自觉。
如果父母不是一味指责孩子，而是以平等的姿态问孩子，为什么不想洗碗呢？孩子就可能慢慢倾诉自己所承受的压力，和父母开始聊事情，亲子之间就进入了协商的状态。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的拒绝并不代表对话的结束，而恰恰意味着对话的开始，这就根植于父母开明的态度和孩子原本就有的表达欲。道理也很简单，拒绝作为一种言说活动揭示了分歧的存在，所以拒绝恒常意味着一个对话的机会，这种对话的机会是需要双方一起珍惜的。
同样的道理，在公共领域当中也是适用的。面对一些重要的公共议题，多个派系往往并不能立即形成共识，而是会存在诸多分歧，这些分歧会更加复杂，也就需要更多轮次的对话，或者说多方会谈。这种对话的激烈性和紧张性可能远远超过了家庭中父母和孩子的对话，其中伴随了更加丰富和炽热的意向性：遴选、遮掩、夸大、暗示、正话反说、重话轻说、小题大做、打机锋、棒喝、恐吓、赞同、反对、让步、对峙、岔开话题、说空话、绕圈子、限制他人表达、图穷匕见、直指人心、真诚敞开……所谓是“道可道，非常道”。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仍然是关于分歧的对话，仍然是以寻求共识为目的的对话，仍然是围绕事情展开的对话。恰恰是由于分歧的复杂性，使得不同派系中的独立个体都能享有充足的叙事空间，享有充分的发挥余地，从而在对话过程中彰显自身的卓越，通过卓越的言说在公共领域中寻得不朽。
按照芒福德的观点，对话本身就意味着城市生活的最高形式。对话使得参与对话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角色，从而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让自己的个性在与他人的交流过程中得到磨砺，也与他人的个性相交融，最终促进个体人格的完善。讨论公共事务之所以美妙，也正是在于我们既能在对话过程中找到更高的目的，或是协商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又能在对话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彼此，更好地成就彼此，促进彼此的人格得到发展。
同样，之所以公共领域必须是平等、自由的，就在于只有平等和自由才能促进对话发生，一旦对话中一方把自身凌驾于各方之上，没有自觉到技术环境赋予自身的控制意向性，它就化身成为了神，“祂”的言说活动就不再是“邀请”或“协商”，而成为了“命令”，命令会摧毁公共领域。在这里，所谓平等，并不是说大家都一样，而是说大家都是众人中的一员，作为独特的个体而存在，由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大家应该互相尊重彼此的独特性，认真聆听对方的言说，理解对方的视角，从而建立并发展主体间性。恰恰是由于我们能够尊重他人的独特性，所以我们自身的独特性也能得到他人的尊重，我们自己的言说才有可能是自由的。由于主体间性的存在，控制意向性是相互作用的：如果我们不尊重他人的独特性，想让他人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言说和行动，那么我们的控制意向性会激活他人的控制意向性，如果他人对自己控制意向性的激活没有自觉，就会把这种控制意向性反过来施加在我们身上。最终，每个人都无法自由地言说，而只是附众趋势，就像拉康所说的：主体欲大他者之所欲。这里的大他者已经不再是具体的个人，都是整体语言的无意识结构。
公共领域也是有边界的，公共领域讨论的是有争议的问题，或者说尚未澄清的大问题，常规事务不属于公共领域。所以，命令虽然会摧毁公共领域，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抗拒命令。比如，领导让做个材料提交，其实就是应合技术环境发出的呼声，我们按部就班做好材料提交就可以了，这也是应合技术趋势的表现。同理，如果父母能够对自己的控制意向性有所自觉，孩子帮父母洗个碗什么的事情也在情理当中。和朋友、爱人相处，也是类似的道理。
事实上，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对话都是有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对话伦理也应该延伸到私人领域当中，否则我们在缅怀古希腊的荣光之际，仍然无法摆脱奴隶制的阴云。
这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无论是朋友之间、亲人之间还是派系之间，无论事情是小是大，都可能存在分歧，而如果我们都总是把分歧看作对话的机会，就能拥抱公共生活的最高可能性，积极对话，继而在对话中澄清思想、看见希望、找到出路、成就人格。
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都是性情异常充沛的神灵，通过在公共生活中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对话，逐渐继承人类文明世世代代的记忆，发展出健全、丰富而饱满的人格，成为世界文明史中的一员。